“产业村长”是一项旨在推动乡村产业经济振兴的创新举措，这一举措在广东省广州市与贵州省毕节市结成对口帮扶关系的案例中得到了实证，当地政府聘请企业能人担任“产业村长”，赋予其振兴乡村使命，从而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笔者用“乡村社会”代指农村农民生活环境，在过去四十年急剧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为城市社会输出了优秀劳动力，优质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相比之下，从城市社会输出到乡村社会的生产要素，包括为贫困或受灾农村人口捐钱捐物，抽调干部担任“第一书记”，鼓励农科机构主动下乡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其份量相比农村对城市的贡献可谓“涓涓细流”。在宣布全国农村全面脱贫之后，继续出现大量空心村，从东三省到珠三角周边农村，乡村社会溃散令人瞩目。人们这才意识到要维系乡村社会健康运行，不是靠捐钱捐物可以解决。乡村振兴底层逻辑是乡村产业体系重建。温铁军教授为此奔走呼号几十年，希望保护乡村社会作为国计民生的战略纵深。温教授认为乡村产业体系不止种田养殖，还应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重振乡村产业的成功经验可总结为：依托相对优势和特色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不同于在农村建希望小学，也不同于把5G信号送到农村，产业下乡需要把生产要素引入乡村社会。广州市工商联帮扶贵州毕节市重点围绕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开创性开展“产业村长”社会实践。担任产业村长的人才本身就是优秀企业家，懂得用“比较优势思维”为农村引入因地制宜的生产要素。产业资本下乡不是给农户发红包，而是提供产业启动资金。资金来源部分属于企业股份出资，部分属于政策资助。
广州市工商联帮扶贵州毕节农村重振乡村经济，完成县聘“产业村长”147人，覆盖97个镇、街、农场，164个村。累计投入财政资金7777.9万元，共投资发展110个经济项目。据统计，2022年广州市销售来自毕节、黔南、安顺的帮扶产品金额达65.7亿元。
引领产业下乡应当从产业投资角度来理解。例如广东海大集团，是水产养殖饲料供应商，与农村养殖业处于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海大集团支持黔南州都匀市归兰水族乡合心村实施石蛙生态立体养殖项目，并取得成功。广东省梅州市完成县聘“产业村长”147人，覆盖多个镇区和行政村，全市所有村集体年度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立健康的“产业村长”运行机制是产业帮扶乡村经济的重要保障。笔者从广东帮扶贵州实践总结出三点成功经验：◎ 选派产业链龙头企业：根据毕节各地的产业需求和资源禀赋，针对农产品生产技术、加工及销售需求，选派农业龙头企业和连锁经营企业。
◎ 依据相对优势发展产业：派出的企业家“产业村长”结合当地生态环境条件，把握市场需求时间窗口，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产业。
◎ 明确产权和收益分配：以法律法规保障产业下乡项目的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方式，保障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得以合理、安全变现。
那么，产业村长的职能和行政权力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分析贵州毕节案例，主要包括以下职权：
职权一，引导村企结对帮扶资金分配。产业村长指导分配帮扶政策资金，确保用于发展当地优势产业。由企业家指导分配帮扶政策资金这是大胆创举。
职权二，指导产业发展。产业村长具备生产和销售经验，精准规划产业项目下乡，指导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高效率推动乡村优势产业快速发展。
职权之三，监督与管理。为确保产业帮扶项目顺利运行，产业村长以合作企业股东身份监督帮扶项目执行情况，并依法依规控制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社会试验证明，由企业家帮扶重建乡村经济，更尊重市场规律，产业定位更精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高。但笔者认为产业村长机制尚未建立可靠制度性保障，仍需探索前行。从贵州毕节经验可以看到以下三个风险点：首先是乡村经济法人主体难确定。农村经济发展联社、专业合作社、供销社、村办农业公司若存在尚可商讨，可惜更多空心村是“人去楼空”，最需要帮扶却无从谈起。
其次是缺乏乡村资源价值评估准则。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金山银山到底当值多少股份呢？当由谁来评估呢？
再是合作企业决策机制待完善。产业村长并非具有“一锤定音”权力。若村企合作企业为股份制，乡村集体以“绿水青山”资源出资，城市企业以现金、技术和销售渠道出资。当合作企业出现决策意见分歧，自然需要“等一等”，村集体的绿水青山资产是越等越值钱，现金、技术和销售渠道资产是越等越悲催，可见村企合作股份制企业的逻辑风险无法消除，企业运营保障全凭双方代表人的高情商维系，显然这不利于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前行道路总会遇到困难，“产业村长”社会试验的可贵之处是以市场逻辑替代行政干预，使得资金、自然资源、生产技术、销售渠道诸生产要素，依照商业逻辑投入运行，这是其意义所在。“产业村长”机制值得期待，更值得我们探索前行。
